何勇的精神状况极不稳定，长期服药，时不时仍需要入院就医，前一年他总共只有三场演出，何勇有时候会想找滚石要点钱：“这么多年唱片一直卖着，彩铃什么的，一分也没给过。” 图/盛志民
窦唯在影片里拒绝说话 图/盛志民
“中国摇滚乐教父”崔健很清楚，市场并不那么需要摇滚乐 图/盛志民
张楚从1997年出版《造飞机的工厂》之后自闭8年 图/盛志民
我一直以为他们开着凯迪拉克
“二十年前他们发明了刀子歌，二十年后他们分别死去或者进精神病院，为合约跟乐队闹翻，也许愤怒如往昔但大势已去，不得不承认过去是个乌托邦。”一个香港网友充满激情地在博客里写下了《再见 乌托邦》的影评。
南方周末“影响力·全民乱拍”计划里，导演盛志民的纪录片最终定名《再见 乌托邦》。这部影片最初构思时曾名《寻找小珂》。1996年，曾经是“做梦”乐队吉他手吴珂从摇滚圈朋友的视野里消失。很多人都记得这个英俊的男孩儿，记得他模仿日本“视觉系”摇滚的造型；关于他的下落有很多种说法，有人说他死了，至今也有人说他还活着。
在小珂的父母那里，并不存在第二种说法：他走了。1996年9月7日，小珂的母亲永远记得那个日子：“24岁，本命年，还差几个月。”这一天她从自己的录像店回到家，儿子已经离父母而去，他吞服了过量的镇静剂“曲马多”。
吴珂的父亲曾是中国录音总公司的音乐编辑，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磁带就是他负责出版的，儿子跟着父亲出入录音棚，认识了许多乐手。1989年夏天，在长安街东延长线的八王坟，只有16岁的吴珂哭着求父亲，要搞摇滚乐。父亲答应了，给他找了吉他老师。为此他至今自责：“还是我害了他。”
在跟随采访过何勇、张楚、陈劲等摇滚乐手之后，影片的录音师有点受不了：“他们怎么这么惨？真难受。”“你以为他们会是什么样？”盛志民反问这个自己也弹金属吉他的“80后”。“我一直以为他们应该是开凯迪拉克，戴大钻戒，跟着几个小弟……”
3月25日，《再见 乌托邦》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，准备好来看愤怒摇滚青年的人们不知所措，观影者后来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这片子超出我预期。它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摇滚乐纪录片，自我、嗑药、叛逆、激情、反政治等摇滚主义的热血画面集体缺席，取而代之的是失落、失语、反省、商业文化、产业、互联网经济、全球化等关键词，社会价值已随社会发展变迁，理想主义已逝，摇滚年代不再。”“影片中出现的人物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当年红磡让他们到了顶峰，而十几年后我又把他们带回了香港。”盛志民在红又专放映会后，告诉观众：这并不是一部谈摇滚的影片，这其实是一部讲述改革开放三十年代价的影片。
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10年
离世之前，小珂染上了毒瘾。父母辞掉工作，守着他戒毒，最后还是失败了。他的死是因为用药过量还是有意自寻了断，不再有人知道。但沾染毒品这件事，他的朋友们却或多或少要联系到“做梦”乐队的解散。
1991年底，离开“黑豹”的窦唯与陈劲、吴珂等乐手组建了“做梦”乐队。一年后，“做梦”乐队解散，直接原因是窦唯签约台湾滚石唱片旗下的“魔岩唱片”。
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带来的这个厂牌陆续推出了《中国火》系列、《唐朝》专辑和后来代表“新音乐的春天”的“魔岩三杰”——窦唯、何勇、张楚。1994年12月，“唐朝”乐队与“魔岩三杰”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，名为“摇滚中国乐势力”，来自北京的新音乐空前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创作力。“魔岩”也因此成为中国摇滚乐的一面旗帜。
但在轰动背后，却是唱片公司与摇滚乐手之间一笔说不清的烂账，和至今未能完全化解的怨气。“我看到每一个乐队，都没有好的器材，没有良好的资讯环境，没有外在的市场，没有财富的吸引。每个乐队都用生命，产生出强大的爆发力，而且风格各自不同。我觉得九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。”张培仁这样回忆他当年在北京遭遇的摇滚激情，而对唱片公司而言，这当然也是一座未经开掘的音乐富矿。
滚石唱片自称对中国摇滚乐的制作投入是不惜工本，一般用几十万成本制作的专辑，在中国的摇滚乐，他们舍得花300万。另一边，却是签约乐手抱怨合同不公平，报酬不合理。甚至到了2008年，当何勇与电台DJ张有待在鼓楼东大街一家餐厅见面，何勇还向张有待打听张培仁的消息，想通过他向滚石唱片要点钱：“这么多年了唱片一直卖着，彩铃什么的，一分钱没给过。”前一年他总共只有三场演出，“怎么活啊。”
另一个问题，是“魔岩三杰”的签约。窦唯、何勇、张楚，都有各自的乐队乐手，但唱片公司坚决只跟主唱签约，这给乐队带来程度不一的伤害，比如“做梦”的解散。但“魔岩”也是接受了过去的教训——据说当初签约“黑豹”乐队的公司，因为窦唯离开乐队受到不小的损失。
小珂的迷失，究竟是否跟这样的伤害有关，已经无可对证。盛志民的电影，倒并非要在这个话题上刨根问底，事实上谁也说不清楚。受访的音乐人大多强调着那个年代的纯真，同时重复并不新奇的论点——原本单纯新鲜、自然茁壮的中国原创摇滚乐，突然遭遇来自台湾的、圆熟老练的唱片业体制，那不是揠苗助长么。1992年正值“南巡”之后中国社会掀起“全民下海”的浪潮，本来“没有财富吸引”的摇滚音乐人似乎也被高高托到了浪头上，但是严重呛水。“我们受到的教育里，是不懂得这些的。”何勇说。“那时候谁知道唱片业是什么样的？都不知道。只有你进来了才知道那里头的沟沟坎坎。这是个过程，也得有点牺牲。”小珂的朋友说道，小珂是这样的牺牲吗？
中国不需要摇滚？
“摇滚中国乐势力”的高潮过后，“魔岩”的境遇并不好。张培仁离开大陆的“魔岩”回了台湾，说是赚三年钱再回来，但终于没有回来。到新千年之初，这面猎猎旌旗竟然消失了。
张楚从1997年出版《造飞机的工厂》之后自闭8年；他的成名曲《姐姐》也是他最大的困惑：“那是一个文学作品，你们非要问它的真实性，问我和姐姐发生了什么。唱了这么多年你们还没明白我是在唱什么，那我就不唱了。”何勇的精神状况极不稳定，长期服药，时不时仍需要入院就医。窦唯不再歌唱，甚至不再诉诸言语，这部纪录片当中他是惟一不说话的受访者——他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不适合用任何语言阐述自己的态度和认识，只提供了2007年南方巡演的画面和声音作为他的发言。
在影片中回顾15年前香港红磡的演出，会令人恍惚：所谓“摇滚中国乐势力”，是当真存在过，还是一场梦？
除了崔健，这些乐手如今只是默默地生存，曾经在台前的退到了台后，仍然留在台前的，大多时候也只重复着十多年前的老歌。“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受理想主义教育的，艺术肯定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上的，当理想主义没有了的时候，那艺术他妈的就没有了。”乐手陈劲和马培的断言。“当年他们是比电影、绘画都牛的，现在反而是被扔到了最底下。”盛志民说，“唱片业毁了，他们只能靠演出。但是他们又贵。毕竟红过，不愿意将就，他们一般都希望有好的乐器、环境、调音师，这都要花钱。这样的状况其实二十多年过去还是一样：最赚钱的方式是拿一盘伴奏带，一个人就来了；你一来六个人，演出商得管六个人的吃住、乐器、调音师……小地方做不起，大地方演出也没那么赚钱。”
窦唯稍显例外，他离开摇滚乐转向新的音乐类型，在南方，200元一场的演出他也愿意去，他认为自己应该走动着、演着。这样的价钱，常人一定难以置信。
2008年秋天，崔健在北京工体的演出，变成了怀旧歌曲大联唱，变成所有人感动自己和怀念自己青春的一个活动。那情形看起来跟罗大佑、周华健的演唱会没什么不同。“跟他自己真正要表达的东西没有关系了，在他的新歌里他要说的话，已经没有人要听。”盛志民说。
崔健多年来独自为“真唱”摇旗呐喊，正是为歌者身后的乐手争取权利，但市场始终钟情廉价的伴奏带方式。这位“中国摇滚乐教父”很清楚，市场并不那么需要摇滚乐。“摇滚乐的审美根本就不被接受，批判在中国的历史里边就不是美。”崔健说，“这是几百亿中国人——不是一代人，一代领导——几百亿中国人的文化思维方式。”
乐评人金兆钧在1993年就说过：“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极端的浪漫主义，不是现实的批判的摇滚精神。为什么呢？中国人刚刚开始挣钱。如果中国没有大的变化，老百姓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先追求钱。追求钱的过程中，人们不会过分的追求精神，而是追求放松和享受。”这个刚刚开始挣钱的时期显然很长，远未结束。
在北京一个汽车交易市场，小珂的父母开了一间汽车用品店，安静地过着两个人的日子。一个短暂的、不平静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，他们经历过巨大的磨难，但像很多人一样，从他们平淡的脸上，你什么也看不出来。
影片的最后一个受访者——在北京排练场打工的17岁小孩面对镜头，语言中充满了各种商业的词汇，合约，宣传，彩铃，版权，独家。他似乎已经适应了目前的商业环境，回到熟悉的家乡，他跟儿时的伙伴一起来到秘密场所，抱着吉他，充满虔诚地用粤语合唱了Beyond的《真的爱你》，他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强调：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，做更主流的东西。
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发自北京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