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篇采访是5月中编辑布置下来的，本来是打算登在6月号上，因为黄家驹是1993年6月30日去世的，他的生日是6月10日，在日本从舞台上跌下来是6月24日（噗，这是我生日），所以对一本月刊来说，6月理所当然地成了纪念黄家驹的“好时机”。
在采访前预先估计了采访的难度，首先Beyond已经在去年解散，三个成员都已投身个人发展，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告别了各自的Beyond时代，他们是不是乐意再去以Beyond成员的身份去谈黄家驹，是个问题；其次，今年是黄家驹去世13周年纪念，也不是什么逢5逢10的年份，用不用这么大张旗鼓去纪念是个问题；再次，黄家驹去世的事已经被传媒写了12年了，这次能写出什么新意，又是个问题。
后来总算找到了一个现在看来再合适不过的切入点，就是让他们去谈92年初-93年6月他们在日本发展的经历。因为这段时间是黄家驹在世的最后一年半，怎么说，话题都不会离黄家驹太远，而且对其他三个成员来说这算一个比较委婉的切入方式，他们可以有机会多谈谈他们自己在那段时期的感受，而不用总说黄家驹说过什么感到什么。Beyond这段时间远在日本过较封闭的生活，传媒对于这段时期的报道也都较为简单，所以相信这次访谈大有可能成为一篇珍贵的“口述史”。
5月23日的时候先采访了黄贯中。黄贯中的一个助手是刘宏博(Mike)，采访前他看了我的采访提纲，建议我多问一些黄贯中最近个人的情况，黄贯中倒是直率的很，一见到我就说什么都可以问，知道的都可以说。黄贯中的采访部分无疑是整篇采访里最有火药味，最精彩的。在一旁听了整个采访过程的Mike也很快融入到气氛里，也主动和我讲了Beyond在日本时期他对Beyond4个人的观察。第二天，黄贯中就和Mike一起去了哈尔滨演出。
起初的采访我只准备采访黄贯中，黄家强，叶世荣三个人。因为我觉得如果想把当年的当事人找全是不可能的，尤其日本唱片公司那边的人，几乎没有可能找到。但是叶世荣一方面不想触碰以前的“旧伤”，一方面他从5月底就全心准备6月13，14日的北京演唱会，所以迟迟不同意接受采访。
所以为保证采访不要太单调，为了不让采访只有黄贯中和黄家强两个声音，我在5月26日采访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黄家强之前，还电话采访了在北京的刘卓辉，准备把刘卓辉和Mike的部分一起加进去。刘卓辉为Beyond填了不少词，但不出我所料，其实他对Beyond在日本的生活知道的并不多。
黄家强的态度相比黄贯中要温和许多，老实说采访过程中有一点点失望，甚至怀疑。如果说黄贯中的态度恰恰吻合了我采访前的预想的话，黄家强的态度就让我怀疑我是不是把一些事情想过头了。而且他们二人对待一些具体问题的口径有所出入，让我怀疑最真实准确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找出来了。但后来一琢磨也很有意思，我还记得RollingStone老总J. Wenner的那本Lennon Remembers，John Lennon在里面也说了不少“胡话”，但却大大增加了访谈的趣味性；不是准确无误的历史，但却是一个活脱脱的John Lennon。
最后叶世荣那边在我的百般折磨下，终于同意北京演唱会后接受采访。采访也被迫延迟到7月号出版。但这些等待都是值得的，因为没有叶世荣的参与，这篇采访肯定是不完整的。
我刚好准备6月中回北京。于是6月15日启程回京，6月16日下午火速在北京完成了叶世荣部分的采访。6月18日交了稿。起了一个最省事的标题“Beyond日本乐与怒”。图片部分有赖beyondmusic.net的Caroline大力协助，郝彬也在网上搜到了一些图片作为补充。去日本的原因：
“我们一开始不会写流行歌曲，打扮得也很奇怪，和当时香港的流行乐坛格格不入。所以我们专辑的销量都很一般。后来我们开始尝试写流行歌曲。” 叶世荣说，“在相继发表了《大地》，《真的爱你》之后，我们突然红起来了，可是我们很矛盾。” Beyond以前可以整天埋头在排练棚里排练。1991年的时候，伴随着知名度的扩大以及对更大影响力的渴望，他们不得不去拍连续剧，上电视玩游戏，做很多和音乐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。“虽然红了，但是不开心，要做很多无聊的事情。”
1991年4月，Beyond在香港的事业发展得如日中天，他们第一次踏足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。日本经纪公司Amuse的老板大里洋吉也在台下。演出后，Beyond和这位老板见了面。大里洋吉称赞Beyond在舞台上很有活力，歌曲的旋律很好，技术也不错。聊的时候，Beyond表达了对香港乐坛一贯的不满，以及对日本音乐环境的向往。“他说他可以带我们到日本发展，让我们做我们喜欢的音乐。”这在叶世荣看来，有种要到外国念书的感觉。
刘卓辉是和Beyond合作最亲密的填词人，Beyond的不少代表作如《大地》，《长城》的歌词都出自他手。在他看来，Beyond和Amuse的签约是一件一拍即合的事情：“1990，91年的时候Beyond在香港已经很红了，他们需要更大的发展。那时候Amuse刚好也在扩张他们的业务，在香港开公司，希望在日本以外的地方签些乐队。日本是一个大得不得了的市场。任何一个乐队发展到Beyond那时的程度，都会想去日本试一试，Beyond那时已经可以代表香港了。”
Beyond对香港过度商业化的乐坛是出了名的不满，黄家驹就曾有句名言：“香港只有娱乐圈，没有乐坛。”黄贯中觉得作为一个摇滚乐队，在香港生存很困难，他们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大一点的天空，让他们生存：“我们那时的经纪人（陈健添）在1991年和Amuse签了合约，把我们卖过去。在我印象里，日本音乐发展的空间很大。”
在黄家强看来，有日本的公司欣赏他们，让他们很高兴。“虽然我们也考虑过是不是要去日本那么远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觉得香港的乐坛很难改变，用心做音乐也得不到尊重，一直很偶像化，到现在都是。”
去日本，对Beyond来说，就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。黄贯中虽然觉得日本的音乐市场确实比香港成熟、多元化，但对自己的乐队有一天要跑到日本去发展，还是有些始料不及：“那时我们在内地、香港和台湾都已经做了很多努力，突然抽身去日本，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。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找个日本经纪公司。我从来没讲过要去日本。但那个时候因为要面对现实，根本没有选择。只要可以生存，那就去吧。”
很快，他们就启程了。初到日本/日本生活：
日本的物价高，房子小。黄贯中还记得乐队初到日本时，第一天就一起去找房子。好不容易找到房子，连窗帘都没有，黄贯中躺在地上睡一个晚上，他用报纸铺在窗口上面，外面很冷，挡着阳光。房子很小，黄贯中个头不算高大，但他“可以用脚碰到任何地方，根本不用遥控器。”
那时Beyond的生活基本就是在日本录音，回香港宣传，然后再回日本录歌曲的日文版，在日本继续宣传。他们经常要留在日本两三个月才能回一次香港，最久要半年。而如果没有工作，他们的生活闷得让人发慌，黄贯中躲在家里看电影，每天骑一辆脚踏车，往返于住所与他家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，每天以四五套电影的速度看了不少偶尔有日文字幕的欧美电影，以及根本听不懂对白的日本电影。
黄家强有时靠打电动游戏过日子：“你讲英文他们（日本人）不懂，我们又不懂日文，你可以去哪？都是这样过。”
黄贯中形容他们那时是一个完全没有活力的团体：“我们四个住的很近，经常聚，然后每次去排练，‘又是你们几个!’每天的生活好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，睡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自己不停问自己，我来这里干嘛？”黄贯中把这种状态理解为这是在一个新地方的新开始的一部分。但他开始忍不住借酒消愁：“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，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喝酒。那时候就是回家，脱鞋，手一摸就是一瓶酒，连杯子都不要，就这样一瓶下去，希望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，赶快睡，明天还有很多工作。”
虽然Beyond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作，但无可否认，黄家驹是Beyond那时绝对的创作主力，“按家驹的创作量他应该是很多很厉害，他一个晚上可以写10首歌出来。”但黄贯中觉得，家驹在日本时的创作量并不大，他自己在日本也没什么兴致弹吉他：“吉他放在那里就不想碰，整个人情绪有一点低落，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。”
相对而言。叶世荣的性格比较乐观，他说Beyond最擅长的就是“苦中作乐”。不过这依然无法抵制语言不通以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沉闷感：“也是那时侯，我开始学抽烟，一抽就不能停了。”■两张专辑
日本的生活和他们想象的一样吗？叶世荣思索了两秒钟，坚定的吐出三个字：“不一样。”那不止是异乡生活带给他们对环境的生疏感，他们在录制《继续**》的时候，发现原来公司对他们的要求和他们自己对音乐的期许，也有很大差距。
叶世荣撵灭了手中的烟，继续说下去：“主要是公司的立场。第一张唱片我们感觉有点不太高兴的是，我们很想做一些重型音乐。可是公司希望我们走流行的路线。”Beyond那时年轻气盛，难免和公司发生一些冲突，“慢慢我们才发现，日本也是一个以流行为主的市场，日本就是一个变大了好几十倍的香港。我们妥协了，为了能在日本学到更多音乐方面的东西，我们就听了公司的话。”
Beyond在日本一共制作了两张专辑，《继续**》和《乐与怒》，前者的国语版叫《BELIEF信念》，后者因为收录了《海阔天空》这首Beyond的大热作品，国语版干脆就叫《海阔天空》。
《继续**》的12首作品是从50多首歌里挑出来的，其中大概30首是Beyond在去日本前就写好的，唱片公司觉得不够，Beyond到了日本又创作了大概20首作品，这20首作品里有些歌多多少少能反映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状态。
黄家强拿起《继续**》的歌词页，抻开又折叠，折起又抻开，正面反面看了两遍，然后说：“《厌倦寂寞》是我在日本写的，阿Paul（黄贯中）的《温暖的家乡》，家驹的《遥望》，都是我们自己的感受，内容都是关于想念。阿Paul比较直白，就是想家。家驹就是用想歌迷，想情人来讲，我也是情歌，‘你不在我身旁，我很寂寞’。”
有人说《继续**》里的《长城》和《农民》都很有民族情怀，其实这两首歌是黄家驹去日本前就写好的，词是交给刘卓辉填的。1992年的时候，刘卓辉已经在北京创办了大地唱片，他和Beyond的合作方式，通常是公司寄来小样，他就听着写歌词，然后再把歌词传真回去。Beyond从来没跟他说过好或者不好，等到唱片发行的时候，他的名字不出意外，都会顺利地被印在填词人的位置。
有一天，刘卓辉收到了《长城》的小样：“我们之间的习惯是没有沟通。但‘长城’这个主题好像是当时寄来的磁带上就写着的，或者当时写的是‘万里长城’。他们有时会在小样上写一个临时的歌名，表示他们大概想唱这个主题。我听了音乐，觉得旋律很适合，就照这个方向继续作了下去。”
1992年初，Beyond到了富士山山中湖的一个录音棚录制这张专辑。叶世荣说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看见雪：“我们在那里呆了三四个月。每天就是在里面录音。因为是冬天，整个酒店就我们一帮人，包括工作人员。一条马路，两边是雪，然后伸出一条小路，通到酒店，挺阴森的。想到一部电影就是《闪灵》（Shining）。”
《继续**》的录音过程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。在香港的时候，Beyond都是自己搞定编曲，到了日本，公司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专门负责编曲的制作人：梁邦彦。叶世荣说：“我们第一次和制作人合作。他把我们的很多东西改变了，整个味道都不一样了。有可能是我们经验的问题，后来录音的时候才发现，他做出来的效果也特别好特别美。我们那时候比较年轻，火气比较大，稍微改变一点自己的想法就不接受。后来唱片做完之后仔细地去听，对我们音乐的帮助也挺大的。”黄家强表达了相似的看法，：“那时我们不太喜欢他帮我们编的东西，太软了，可能是唱片公司的要求，不太适合我们的个性。但我后来自己去听《继续**》这张唱片的时候，我觉得也很好听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刚转变的时候会觉得适应不了，但慢慢觉得只是风格不同，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”
正如家强所说，梁邦彦的出现，归根结底还是公司的需求。“做《继续**》时，我们和公司的分歧比较大。公司希望我们做一些软性的摇滚，我们那时是比较硬的，刻意要转变我们的风格，我们是有点难受。”
火气最大的黄贯中一时冲动，居然对老板发了脾气。10余年后，他仍然可以绘声绘色地重现当时的情境：“我肯定发过脾气，我知道，我是第一个发脾气的，对着我们的大老板。他让我们听很多日本的乐队，然后告诉我，我们日本人会这样做，我们日本人会这样想，我们日本的乐队是怎样怎样，结果我就突然忍不住冒出一句，‘你永远告诉我们日本这样这样，你为什么要老远费力气去签一个香港的团回来，把他们都变成日本人，你这样是不是很矛盾呢？’他的脸变黑了，我就知道我说错话了。”当时所有人听到黄贯中这句话，都倒吸了一口气。在日本，艺人从来不敢和他们的老板这样顶撞。
录音完成之后，Beyond就回香港做宣传活动。那时香港的机场还在九龙。接飞机的歌迷来了好几百人，一度在机场造成混乱。毕竟香港的歌迷们已经有三四个月没有见到他们了。叶世荣形容那是“衣锦还乡”的感觉：“就是念书念到假期，回家了。现在有一个完成的产品，就是《继续**》。很多传媒都问你们在日本学到什么了，我们就给他们听一下专辑。很多人都感觉非常棒。我们的编曲，我们的录音，真的比以前进步不少。”
然而对于初探日本市场的Beyond来说，《继续**》注定成为一张叫好不叫座的唱片。“没有成绩。”黄贯中努力回想这张唱片在日本的成绩，居然毫无印象：“根本讲不出个成绩来。既然已经来到这了，还可以怎么样。我不可能变成一个日本人嘛。我快分裂出另外一个自己了，另外一个非常摇滚的黄贯中，站起来问自己：‘你现在他妈的在干嘛？’‘我希望把香港的摇滚乐带到日本来啊。’‘你还要把香港的音乐带过来？你现在都快变成日本人了。’然后我就痛苦地大喊：‘我没有！’”
Beyond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乐队。Beyond在1986年自资发行的第一盒磁带《再见理想》，卖了2000张，在当时在地下乐坛是很好的了，但放到整个香港乐坛来看，2000张的销量不过是谭咏麟唱片平均销量的千分之一。到了90年代初，他们的唱片销量已经与流行歌手不相上下。
对于成绩的事，叶世荣早就想通了，对他来说，在日本弄出一些成绩，是需要时间的。他更享受的是学习的过程。
1年之后，事情有了好转。1993年的时候，虽然Beyond还是必须写一些流行歌曲交差，但Amuse不仅给了他们更大的投资，也给了他们更大的创作空间。录制《乐与怒》这张唱片的录音棚从富士山的“小木屋”转到了租金昂贵的日本市中心。《海阔天空》动用了50人的弦乐团，Funk味道的《爸爸妈妈》找来了小号手，港式无厘头搞笑的《无无谓》是乐队对雷鬼(Reggae)音乐的尝试。
有一天，叶世荣去租录像带，店里放的音乐居然是《遥远的梦》（《海阔天空》的日文版）。他意识到，他们在日本成名在望：“在路上偶尔会有人认得我，证明我们在日本的宣传做得不错。那时觉得什么都很有希望。”虽然和《大地》，《真的爱你》等歌曲在香港的影响力毫无可比性，但《遥远的梦》给Beyond带来了相似的后果：公司需要他们上一些和音乐无关的游戏节目，进一步提高知名度。■游戏节目
叶世荣记得1992年他们在日本还成名无望的时候，做的宣传反倒和音乐比较密切相关，他甚至记得日本的记者非常专业，会把他们的资料翻得一清二楚。不过1993年《遥远的梦》在电台播放之后，叶世荣说：“可能因此公司更需要我们多参加宣传，多争取曝光机会，所以我们要上一些流行的电视节目。”
说到这，黄贯中的语调明显提高了不少：“不是说来日本就是因为有大一点的天空吗？大一点的天空不就意味着来这边就不用玩游戏了吗？结果不是的，一来就是玩游戏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晴天霹雳！原来日本这个市场比我们香港更企业化，原来日本的摇滚是一个假象，原来比香港那一套更烂！我有这种感觉，但不敢讲。我们经纪人当时安慰我们，给我们很多理由。好吧，既然我已经是肉在案板上了，现在抱怨也没什么用了。”
黄家强虽然也很抗拒上娱乐节目，但他信了公司给他们的解释。在香港，他们通过类似的方式让更多人听到了他们的音乐：“在日本，我们是新人，当我们在香港是新人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做那一套，而且也做了很多，我们心里当然不想做，但是我们能够在香港做，为什么不能在日本做？如果能够成功地宣传我们的音乐的话，为什么不能做？”
黄家强也承认，那一段时间他们斗争的很厉害，每天都和经纪人公司吵架：“但我们也不是那么强硬的人，我觉得如果你们觉得真的需要做这个节目，我们会配合。我不想讲太多中间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？比如你给富士电视台这个面子，他们可能也会帮你，就是这样。”■家驹出事
刘宏博在Beyond发展初期，就和乐队成了要好的朋友，几乎在每一张Beyond唱片的感谢名单里，都可以找到他的名字。他现在是黄贯中的助理。黄家驹出事的前一个晚上，刘宏博留在Beyond香港的排练室“二楼后座”里弹吉它，正好接到家驹从日本打来的电话：“他们有时会打电话回来，毕竟在那边太无聊了。我们开始先是话家常，后来家驹越说越气愤。”
那天晚上他们在电话里谈了四五个小时，刘宏博觉得他可以感到家驹很压抑，“家驹觉得这一年多他们受到的限制很多，家驹怕如此做下去，会违背他最初做音乐的心愿。他宁愿选择回到香港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音乐，哪怕是纯音乐也好。在日本这一段时间，对他整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，他觉得自由是何等重要。他觉得作为一个创作人，一定要有一个奔放的心去自由的思考和创作。”
在黄贯中看来，黄家驹是个比他更敏感的人，黄贯中说那阵子他可以从家驹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落寞，一种不爽。黄贯中记得那是1993年6月左右，他们发行《乐与怒》前后。他回忆到：“那时家驹第一个提出来，不如Beyond先停一阵子吧。他说我觉得好累。我还记得他说，不如我们发了这张专辑，10周年纪念之后，我们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。”黄贯中记得很清楚，因为他记得家驹说了“10周年纪念的时候”。Beyond在1983年组建，1993年刚好是乐队成立10周年。“可能我心里面一直不敢讲出来的话，他心里面也一直在想，他甚至可能已经分裂成5个黄家驹了。我很了解这种感觉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乐队要暂时解散。我想他当时什么都不管了，只想发完专辑后好好休息。”
但黄家强坚持认为是黄贯中记错了：“他总是在这样讲，我一直很想和他说，家驹不是在93年讲的，是很早以前讲的，大概是89，90年的时候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，他说希望不久的将来，大家有能力的话，每一个人除了Beyond的唱片，都有机会去做自己的唱片。不是家驹一个人去做。他永远在讲家驹很想做一张个人专辑。”家强又重复了一遍：“家驹说的是每一个人都要做。”
无论如何，转赴日本发展已经有1年半时间，虽然中间偶尔可以回家，也在日本认识了一些朋友，学到了不少音乐上的技巧，但乐队的生活仍然颇为乏味，唱片成绩也平平，而现在他们又要开始参加他们在香港就已深恶痛绝的电视游戏节目。
刘宏博记得在电话里，他已经可以感受到家驹的身上有了一种“无休止的压力”，他说：“那时候他们开始发唱片（《乐与怒》）了，家驹在电话里说着说着就有点想哭的感觉。在香港这边他累得时候身边有朋友，还有熟悉的环境让他可以松弛下来，在那边他没有，他不是说回到房间就可以静下心来的。”临近通话结束，刘宏博问家驹一会儿去干什么，家驹说一会儿有一个节目要上，“我说你还不休息，他说不行，太多事了。第二天下午他们就打电话说出事了，我也很愕然，那边说是做节目的时候摔下来了，跟我说你赶快过来吧。”
叶世荣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参加那个节目，是因为那个节目在日本非常流行，两个日本主持人也都非常有名：“和他们合作，对我们的名气会很有帮助。”可谁也没想到上了那个节目，就发生了意外。
1993年6月24日，Beyond在东京富士电视台录制名为《南原、内村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》的节目时，黄家驹从2.7米高的台上失足跌下，后脑勺着地，当即昏迷。在叶世荣印象中，那几乎是他们第一次做与音乐完全无关的游戏节目。黄贯中则苦笑了一下说：“出事那次大概是除了录音以外，唯一一个有曝光的通告。”
那年6月底，刘卓辉正好回到香港短暂停留，他从媒体上得知了家驹在日本出事了：“Beyond的朋友们一个个被请上电台做节目，说一些祝福的话。我们当时谁也没想到事情有这么严重，想不到家驹会去世。”
Beyond的朋友们能出力就出力，想尽一切办法帮黄家驹恢复，他们甚至找来了一个气功大师。可惜，谁都没能救活黄家驹。6月30日凌晨黄家驹与世长辞。当时香港的媒体用“悲愤”二字来形容Beyond余下三人的心情。“悲”的情绪不难理解，但“愤”又在哪里？13年后，3个人抛出了9个“为什么”。
“我们恨自己为什么要过来这边，恨自己为什么要听别人这样，恨自己为什么要玩游戏，不是说过不要玩，为什么又玩？太多太多了。”黄贯中接着又补了一句：“那种愤怒，可能是要是香港好一点，我们就不会走了，我们就不用被卖掉了。” 黄家强则宁愿出事的是他而不是他的哥哥家驹：“为什么发生在他身上？为什么他那么努力，那么用心去做，却偏偏是他？我宁可去代替他。我不能说后悔，后悔是没用的。但我觉得遗憾，我觉得白白浪费了我们的努力。” 叶世荣：“为什么家驹要走？为什么上天对我们很不公平，要把他带走？”■四缺一
黄家驹的去世，对其余三人的打击不言而喻。Beyond面临的不仅仅是解散的问题，三位成员还有没有勇气再拿起手中的乐器都是问题。
黄贯中：“这个团不是不能做下去，当然可以做下去，但是，我觉得家驹不在，没有意思，可能有些人会骂我为什么讲这句话，但是是他让我进这个团去弹吉他的，我们有共同的梦想，共同的目标，现在这个人已经不在了。”
那确实可以算是Beyond最艰难的岁月，黄家强说：“我告诉你，1993年发生事情之后，是阿Paul不想玩，是他想解散，可能是他太激动太伤心吧。他这样说我觉得很伤心。当时我也很乱，我说那好，大家先休息一下吧。”虽然家强也不知道自己还可不可以站起来，但他觉得，作为家驹的弟弟，如果他可以先站起来，其他两个人就没理由站不起来。“是我先打电话给他们。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坚强，基本上是装出来的。我为了他们两个，我说我们要继续下去，虽然你（黄贯中）曾说过要解散，但是我觉得你是太激动才说的。我跟他们说，我们要重新开始，希望你们两个也要振作，我能站起来，为什么你们两个不可以？我不想给他们看到我不行。”
叶世荣：“我们想过这个乐队算了，不做了。每一次在排练中看到他用的乐器，他站的位置，肯定会想到他，很难受的。我们在香港一直都觉得游戏节目不好，我们为了音乐来到日本，结果没想到在日本的游戏节目里，家驹会离开我们。我们有点矛盾。”
Beyond停了大概半年的时候，在家人的陪伴和歌迷、朋友的鼓励下，他们三个人还是决定坚强地站起来。叶世荣喜欢这样做形容：“就好象一条桌子四条腿，突然断了一条腿，其他三条腿一定要变粗，桌子才可以稳。”
黄贯中的性格一向敢怒敢言：“我们三个回香港不到两三个月，公司就打电话说，‘你们赶快发专辑了，现在这个时机应该发专辑了’。当时我要是有机枪我就拿出来开杀了。这是人讲的话吗？连我自己现在讲出来都觉得丢脸。《乐与怒》那张的国语版（《海阔天空》）和日本版（《This Is Love 1》）是马上发出来的，出事几天就已经有音乐放出来了——我也记不那么清楚了——我那时怎么还可以在想那种事情？我还可以那样我就不是人了。我那时担心我还能不能拿起这个吉他，我连拿起吉他的力气都没有。”
Amuse和Beyond的合约为期3年，双方刚刚合作1年半，出版两张专辑，家驹就去世了，1994年的时候Beyond需要再以三人阵容发表一张唱片，完成他们和Amuse的合约。三个人不得不立即开始努力寻找属于“三人Beyond”的路，1994年的时候他们回到日本，发行了《二楼后座》。Amuse给他们的自由度大了很多，并且比较支持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。叶世荣解释说：“可能是乐队没有灵魂了，希望我们三个尽量表现自己的一些想法。”
“《二楼后座》之后，Amuse还想和我们签约，但是条件……”黄家强犹豫了一下，显然不想再去回顾那些不开心的历史：“不要再讲了，就是谈不来吧。”
黄贯中则毫不介意的说了下去：“日本那边在条约上改了一点，希望我们继续签下去，但是条款没有以前好了。因为他们说，你们这个团现在的价值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高了。要是我那时不是情绪那么低落，我相信那天讲出这句话的人已经要受伤了。真的，以我的脾气……告诉我，谁令我们这样？他们说以前给你10块现在一天只给你5块继续签下去，因为你不值钱了。我真的很生气，我说要签你们签，我不签，我宁愿回香港。”
叶世荣也觉得他们再留在日本也没什么意思了。“第一日本当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伤心的地方，第二因为我们那时很乱，我们应该先回到香港，找到属于三个人共同的方向再往外面跑。”
在谈了几家香港公司之后，台湾滚石唱片出现了。Amuse是个经纪公司，Beyond在和Amuse合作的时候，粤语版唱片交给香港华纳唱片发行，日本版由Fun House唱片发行，而国语版则交由台湾滚石唱片出版。到1994年之后，Beyond正式加盟滚石唱片，成为其旗下艺人。
黄贯中：“我宁愿去滚石，起码是一个中国人的地方。谁还愿意呆在日本那个地方？这样都不走的话，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该怎样活下去。这个时候还可以继续发片继续表演，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厉害了。在家驹走后，还可以多撑13年，才宣布我们要停，其实这段路真的熬得很辛苦，寸步为艰，永远活在一个过去的阴影里面，意图逃出去但永远逃不出去，想保持，也不知道怎么保持——分明是不能保持，但是偏要做出来让大家觉得安心，每一步都不能随便，因为怕伤到大家的心。”
1986年，Beyond自资出版的第一张（磁带）专辑叫做《再见理想》。20年后，叶世荣的口中仍然不断提到理想和理想带给他的矛盾。他最后这样总结他们的日本之行：“非常遗憾。这个遗憾是先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理想，然后在寻找这个理想的过程中，家驹离开了。挺矛盾的。”
黄家强：“如果讲太多对日本的不满的话，对那边也很不公平，我也不知道谁是谁非，可能只是我们那天不应该做那个节目，不做那个节目就不会发生事情，但是谁能预料呢？后来为什么我们不再在日本了？是因为他（家驹）离开了我们，我们觉得应该回来了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斗志。我们还是在继续做音乐。”
